陈志昂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陈志昂教授从第三次全球化与全球国际收支结构性失衡角度探讨了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必然性。他指出，自1870年以来，出现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34和第二次1950－1980全球化都是发达国家向全球提供资本，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国际经济出现了大逆转，外围国如中国等成为资本提供国，因为外围国家拥有很高的外汇储备。第二次全球化的经济中心依然在发达国家甚至是中心国之间，南方国家没有进入到国际制造业体制中去，也就没有出现外围赶超中心的问题和贸易顺差问题。第一次全球化中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包括欧洲向美国的移民和黑奴贸易，解决了劳
动力问题。但是第三次全球化劳动力不能流动，国际经济活动是通过贸易渠道来实现。跨国公司成为生产组织和协调者，在全球随着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全面卷入。中国赶上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贸易高顺差既得益于第三次全球化的贸易自由化，更得益于中国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中国贸易提升速度很快，不到10年就走完日本20年的路。美中贸易不平衡因素是美中劳动生产率差异原因。在劳动力无法流动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成为贸易的逆差国，因为资源禀赋是美国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由于存在虚体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等国家也必须要贸易顺差和高额储备来解决信用担保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东亚比拉美好的原因是东亚储备高。所以，中国当前的基本的国际收支是必然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黄益平

　　花旗银行集团董事和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从开放条件下的资本价格研究了外汇增加的体制因素和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好的原因是对投资增长的依赖度非常高。而投资的高增长又与资本低价格有关。如市场利率10年期不到4％，相比之下还低于美国的5％左右；长期债券收益率可以看出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我们未来名义增长率可以达到9％，但长期债券收益率很低；汇率低估造成资本价格低，使流动性更加充裕，这样资本价格更加便宜，很可能导致未来的过度投资。低投资成本导致大量重复建设，政府每年都警告生产过剩，如家电，如金属产品，氧化管，汽车行业，但基本上都是由国有部门主导的，而不是民营。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投资体制。有人认为提高贷款利率有助于增大投资成本，但很多国内投资者真正的害怕的杀手锏是银行不贷款。目前投资占GDP比重44％，如果消费没有明显反弹，很自然会出现经常性账户顺差。在谈到金融开放和稳定关系时，黄益平指出，开放和风险不存在绝对对应关系，中国加入WTO后，外国人来办银行与投资是一样的，给中国造成的风险差不多，只是对监管当局要求更高。但是由于国内金融体制自身以及投资回报率很低等问题，对外开放有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减少国内的流动性。如利率，澳大利亚利率为6％，比中国高得多，可能会导致一些资本流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银行的利润率是很低，投资者愿意分散风险，因此也会出现资本向外流动。国内资本流出，贬值压力就会有的。但是，如果金融开放和资本开放导致资本外流，价格上升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投资速度会得到遏制。如何GDP增长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就可说明消费不足的关键在于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对于政府来说，改善民生维护公平和支持经济增长是两大目标。目前可以运用一些外汇储备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则分析了中国这种对外依存的开放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体制可能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他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在投资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两个方面，中国产能供给超常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导致的外汇占款持续增加但是没有通胀的压力，原因是有很多投资转到房地产上面，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决定房地产泡沫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直接威胁房地产价格下降。为什么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全国问题，因为是资金流动比较方便。中国现在双顺差带来过剩的流动性。中国今天采取持续紧缩货币问题，过剩流动性问题非常尖锐，M1增长非常快。什么时候中国外汇下降了，过剩性流动才可以转变。但是为什么过剩性流动会转向房地产，主要是中国银行存款收益太低。孙教授研究了28省数据发现过剩数据与房地产泡沫有很大的相关性。消费者存款如果主要用于消费的话，就不会反应在房地产上。他的研究也同时发现土地价格上升并不是推动房价上升的主要因素，而是流动性过剩。今天银行的信贷风险越来越大，但只要对外依赖不改变，双顺差不变，房地产泡沫也随时都会出现。

　　针对中国双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厦门大学金融系主任朱孟楠教授从汇率制度角度分析了外汇储备的数量、稳定性以及外汇管理等问题。从储备数量来看，中国外汇储备是很多。外汇储备多说明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如放在外国银行或者买国债收益率都比较低，而且太多后获取国际资金的可能也在下降。但是从人均和占M2的比重看又不是很多，关键是如何衡量的问题。从外汇储备的稳定性看，由于储备大多来自负债－资本项目的盈余，利润要返还，资本可以流走，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稳定。从管理角度看，需要在汇率制度角度进行改革，如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如改成比例制等。如果外汇储备很多，可以对内改造国内产业，对外在国际资本市场运作，可以考虑投入流动性强、风险性高但收益率也高的项目，在资本项目上以钱生钱来平衡过剩。但任何措施的出台都需要加强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提高波动域。但人民币汇率波动到底要扩大到多大，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自由汇率波动在一定时期内在上下2.5％较为合适。但我们的波动区间太小，实际我们比较固定。他反问丁建平教授主张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有一个可信区间为5％－10％，根据是什么？ 　

　　丁剑平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教授回应表示，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提出10％的标准，如拉迪，但确实没有一个严格的实证证据。中国现在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汇率需要强调区间的波动，考虑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汇率波动。汇率波动的区间与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都有关系，汇率有地区协整性。根据对东亚的研究，不少经济体都出现过5－10％的波动区间，如韩国和台湾，日本还远远超过这个幅度。因为同处于亚洲地区，振动很小或很大之间有其特点，独立起来自己振动是不可能的，如台湾和印度波动的振幅很接近，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的汇率波动需要考虑周边的经验。目前关于汇率的波动还要考虑企业就业创新和就业毁损，关键后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即使人民币升值，也必须很缓慢。从中央到地方，波动都不会很大。升值太快可能影响增长和就业，因此提出5－10％的可信区间。 　

　　奚君羊

　　在研究金融体制和汇率问题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谈到银行体制改革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教授认为以银行体制改革为代表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初具成效，中国金融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了。针对国内各种对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发难，奚教授从动力、步骤、政银关系以及银行的数据指标来看，认为银行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首先是动力问题。中国改革大步骤是90年代后期，由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央认识到传统的银行制度的问题，感到银行改革势在必行。二是中国的入世承诺。2006年完成过渡期，意味着外资银行将全面与中资银行进行竞争，尤其是允许外资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对中国银行的民族特性挑战很大，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决心加快改革和应对挑战。从步骤看也具有实质性意义。从80年代以后，政府的注资、购买国有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允许商业银行发展债券、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以及发行股票、对补充银行资本金为单位等，确实在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资本金不足问题。通过允许银行出售、提取利润注销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比例大幅度降低。这些措施不仅有数字上涵义，还有制度上能源上，对于资产的管理有极大改进。银行不良资产都得到有效控制，现在银行管理的能力员工素质都远远超过以前。从银行和政府关系上也因上市而出现很大的变化，如设立专门的银监会，对银行违规个人的处理，都取得很大成效。银行上市对银行效率提升有实质性的帮助。另外要引入市场约束机制，使银行体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股份制的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会规范化，使银行信息不透明情况得到改善，最终提升竞争理念。这种改革带来的成效也是很显著的，主要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下降。一类是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下降。股份制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同样下降。不良资产的绝对数也在下降。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本收益率上升。2003年后列为股份制试点资产的收益率也是有很大的上升。但也不排除银行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行政化问题等，但是由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力比较强，可以调动资源来支撑银行，所以银行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更不大。 　　

　　贺瑛

　　在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汇率改革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将注意力也集中到上海如何和何时能够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上。上海金融学院院长贺瑛教授比较了上海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她认为，有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初具端倪，但任重道远。上海应首先成为国家、然后成为区域、最后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个结论的根据是通过对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国际化程度、金融国际化程度，开放程度和对外信誉度等四个指标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上海目前在这些指标上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以伦敦、纽约、法兰克福和巴黎为例，从以下的一些指标可以看出差距，训练有素的从业人员、金融监管的环境、国际金融市场进入和客户的可获性等。因此，上海金融中心定位在与实体经济互动基础上成为经济金融交易的中心。上海应该成为国际国内配置的场所。但是上海不仅缺少一些硬指标外，还缺少信息腹地，应该吸引更多的总部经济，央行二总部，希望国内其他金融中心也设立总部。否则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国际其他金融中心抗衡，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国家扶持、地方推动和市场支持。 　　

　　许少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许少强教授从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进程对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发表了谨慎的看法，认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媒体和政府那么乐观。上海要从三个层次国家、区域和全球角度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似乎有可能。但成为亚太金融中心甚至取代东京地位，不会很快，要花很长时间，勇气可嘉但需长期努力。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表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有关，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是银行间跨境的债权债务，这就涉及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当前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还没有可能。当初一个结论最起码需要20年，而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也是20年。即使2020年人民币可以实现自由兑换，也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两码事。自由兑换只是上海的必要条件，国际金融中心的充分条件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但边境的自由流通与国际化不是同一个概念。按照IMF定义，货币国际化意味着在国际交流中广泛计价结算，在目前看来漫长而遥远。目前中国的银行体制也基本上难以在服务效率和质量上与国际接轨，特别是交易成本方面。上海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选稿:陈誓骠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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